2024年, 第42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4-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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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森 毕婧 呙小明
    投资研究. 2024, 42(1):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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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推动中国数字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本文立足2010-2020年相关面板数据,系统考察RCEP区 域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影响。研究结论显示:RCEP国家间数据流动限制存在显著的空 间群聚特征,且国家区域面积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成正比;RCEP区域内中国开展数字服务贸易也存在显 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该效应能削弱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带来的负面影响;RCEP范围内的海岛国因其孤立于 海外,更加愿意与他国进行数字服务贸易,中国应该更加关注。
  • 郝芳静 谢远涛 刘小娇
    投资研究. 2024, 42(1): 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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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生态环境问题是中国政府和民众关心的重要话题。新《环保法》于2015 年1 月1 日开始实行①,根据2007-2021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借助于“新《环保法》”这一准自然实验,将企业分为重污染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检验了“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发现:“新环保法”能够提高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且对国企和绿色专利影响更大,能够激励企业的创新发展,这为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及我国相关政策法规建设提供经验证据。
  • 文雯 李双玉 张梦娇 徐国铨
    投资研究. 2024, 42(1): 4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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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以我国2002-2021 年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上市公司异常停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上市公司异常停牌的概率与总时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这种负向影响主要体现为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缓解代理问题以及增加外部关注等渠道;此外,该抑制作用在管理层持股比例更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公司治理效应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 王重润 杨妍 赵昶
    投资研究. 2024, 42(1): 7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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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住房资产与负债相互影响,住房资产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明确。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和2019年两期数据,以有房家庭为样本,对住房资产、住房债务与家庭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总体来看,住房财富能够显著促进家庭消费支出,对消费升级也有促进作用,而住房债务则显著抑制了家庭消费的增长和消费升级,而且不存在住房债务对家庭消费的门槛效应。交乘项回归系数表明,住房债务对住房财富效应有不确定影响,具体而言,住房债务削弱了住房财富对消费支出的效应,但是却扩大了住房财富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财富与债务对首套房家庭消费的影响要大于多套房家庭,对食品、衣物以及交通通讯支出的影响显著;从消费升级角度看,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显著,而住房债务仅对城镇家庭消费升级影响明显。政策启示是:稳定家庭杠杆率、释放住房财富流动性、优化差异性信贷政策。
  • 孙海涛 李春琦
    投资研究. 2024, 42(1): 9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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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实行多元化经营的策略越来越普遍,是否采取多元化经营的策略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CFO综合特征指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CFO综合特征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CFO综合特征与企业多元化经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表明,企业杠杆率是CFO综合特征影响企业多元化经营策略的传导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区分CFO具体特征后,CFO的学历越高和CFO年末领取薪酬,其所在的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程度越低,另外,相较于国有企业,CFO综合特征与企业多元化经营之间负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当中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CFO综合特征还会影响到企业多元化经营变化,两者之间负相关;最后,本文还发现高CFO综合特征削弱了多元化经营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这些研究结果丰富了企业多元化经营影响因素的研究,为企业实行多元化经营策略提供了参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莫亚琳 王淑婕
    投资研究. 2024, 42(1): 11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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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逐渐走进居民家庭。基于此,文章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分别通过金融素养、风险偏好和收入水平、家庭消费性支出两条链式中介路径正向促进家庭投资多样化。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刺激消费性支出,优化互联网投资渠道并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 王金 方雅婷 周华
    投资研究. 2024, 42(1): 14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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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作为促进就业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企业作为吸纳就业的主体,企业雇佣则更是稳就业和促就业的核心所在。基于此现实背景下,本文尝试利用2004-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天眼查和爬虫技术获得约1.3亿条新创企业微观数据衡量城市创业活跃度,研究城市创业活跃度对企业雇佣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创业活跃度会显著促进企业雇佣,城市创业主要通过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加剧市场竞争程度,通过新产品、新业态、新行业等使市场可达性更高,促进经济产出,最终提高企业雇佣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省会城市、南方等经济更发达地区和国有企业中城市创业水平对企业雇佣的积极作用会更为显著;同时在采用工具变量、固定效应、更换自变量后结论仍然成立。研究结论从微观企业层面验证了城市创业水平对企业雇佣决策的影响及有效性,也充分体现了我国以创业带动就业,将就业置于“六稳”和“六保”之首的紧迫性和可行性。